邱惠萍　宁波市房屋拆迁办公室

当前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，在拆迁工作中矛盾冲突表现得尤其明显，具体表现在拆迁信访数量大幅上升，拆迁中的群体性事件增速惊人，并呈现以下特点：首先，有一定的组织性，行为较为激烈。大多数拆迁中的群体性事件，都有策划组织者，参与者往往进退有序，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性、目的性和纪律性。其次，发生的直接原因一般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。再者，参与者日益体现出鲜明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。最后，多重矛盾交织，处置难度大。稍有不慎，就可能会激化矛盾，扩大事态。

　  然而，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处理拆迁中的群体性事件时，常常简单化，仅仅把法律、法规当作工具使用。如在广东某村征地事件中，有关部门拘留20多名村民，结果导致事件不断扩大，矛盾更加尖锐。对拆迁中群体性事件的恰当处置需要转换思维，即从处理转变为治理，用法治思维去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。

　　首先，应转变观念。当前拆迁中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、你死我活的矛盾，而通过公民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，表达自身意愿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这些都是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。所以，政府不能动辄就把拆迁中的群体性事件定性为“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”，而要学习接受法治的观念，逐渐适应拆迁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。

　 其次，需要改变治理拆迁中群体性事件的操作方式。要综合运用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、传媒等多种资源化解拆迁中群体性事件的权利诉求和利益冲突。

　　最后，拆迁中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计在于构建权利和利益的表达机制，构建权利和利益主体对话、沟通的平台。要减少拆迁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，避免其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必须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机制。

　　总之，治理拆迁中群体性事件需要理性主导。政府和公民都需要培养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。政府要正视社会冲突，要注意建立社会沟通机制，要约束官员对于权力的不正当行使。公民在维权时则应遵守宪法和法律，依法维权，恰当地表达利益和权利诉求。

摘自《中国房地产》2009年第五期   责任编辑：齐婧